出生于佃农家庭。幼时父去世，稍长便做短工，当纤夫，借以养家糊口。21岁时，因触犯乡绅，被迫弃家从军，开始戎马生涯。他在川军中骁勇善战，谋略过人。1926年，已从士兵、班、排、连、营、团长，升至四川军阀杨森部的宪兵司令，并兼任杨森总司令部所在地、川东重镇万县的城防司令。1926年5月，北伐战争开始，他拥护孙中山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的三大政策，为北伐军的胜利而欢欣鼓舞，设法与在重庆活动的国民党省党部（左派）负责人、共产党员杨暗公、吴玉章等人接触，开始接受革命思想。1926年9月初，当杨森在朱德、陈毅等革命者的推动下，决定惩罚在长江上游肆意寻衅的英国军舰时，他毅然请缨。于9月5日亲率部队与英国侵略军在万县江面展开激战，使帝国主义的“炮舰”政策遭到挫折。在近三个小时的激战中，他脱掉上衣，抡起大刀，与敢死队员一起奋力拼杀。虽头部负重伤，仍不下火线，并怒目高呼：“弟兄们，为国争光的时候到了，给我打！打！打！”打死打伤英国官兵数十名，捍卫了中华民族尊严，被誉为“民国以来，中国军人与外强开战的第一位爱国英雄。”不久，杨森易帜，所属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。同年10月，朱德到万县任二十军党代表，并开办军事政治学校，他奉调在第一期受训。这期间，与朱德等人多次接触、畅谈，不久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根据党组织的安排，仍留在军中工作。1927年“四一二”政变后，杨森追随蒋介石背叛革命，他强烈不满，被杨森解除职务，并密令予以查办。他被迫离开万县，在成都、南充短暂停留后，经张澜介绍，到川军刘湘的第二十一军二师六旅任旅长，后改任军部少将参军。1930年8月，被中共四川省委任命为江津兵变总指挥，当他察知兵变消息走漏，为保存我党在军队中的骨干，曾向起义前委提出暂不发动兵变的建议，因受“立三路线”的影响，其建议未予采纳，改任李家俊为起义总指挥。兵变失败，被迫化装潜到重庆。后奉省委指示，重返刘湘部队。1934年在成都被任命为省会警察局局长。时值四川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中，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遭到残酷迫害。他强忍悲愤，利用职务之便，积极设法营救，掩护军中的同志和进步人士，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，为党保存了部分力量。1935年1月，被调离成都，改任教导师第二旅旅长，派赴与红军作战的前线。同年5月，防守川西北险要隘口土门一带，他乘机巧妙地虚留豁口，让路西进的红四方面军。同年10月24日，张国焘率领南下的左路红军，发动进攻“天（全）、芦（山）、雅（安）、名（山）、邛（崃）、大（邑）”战役。他接到朱德的秘信后，再次将所在防地为红军让路，引起敌人怀疑，被撤去旅长职务。1936年初，以少将参议头衔，派赴日本考察军事。1936年“西安事变”后回国，在成都与车耀先等联络川军故旧，进行抗日救亡活动，并出资支持创办《力文》半月刊，旗帜鲜明地主张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，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，后被国民党当局以“言论极为反动”为由查封。1937年9月，刘湘率川军出川抗日。他被召回军队，任第七战区三十集团军新十六师副师长兼第七战区游击司令，开赴赣东北前线。1938年9月，因与追随蒋介石甚紧的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意见不合，愤而弃职回川，择居成都。利用其较有影响的社会地位和声望，积极参与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。1942年，经张澜介绍，加入民主政团同盟，在复杂的斗争环境里，为发展壮大民主进步力量做出了卓著的贡献。1944年，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（简称“民盟”），被选为“民盟”四川支部成都北区分部主任委员，后被选为“民盟”四川支部执行委员。1946年，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、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，他与张澜、杨伯恺等在成都筹备举行了“李闻追悼大会”。会后，国民党特务制造混乱，用墨水瓶投掷张澜先生，他不顾个人安危，挺身保护张澜，厉声面斥肇事歹徒。并通过舆论界，对国民党当局的无耻行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。1947年6月2日凌晨，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成都进行大逮捕。他被成都警备部稽查处特务缉捕，押禁在省特委会看守所。在敌人的审讯堂上，他镇定自若，历数蒋介石发动内战、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。面对敌人的威胁，他寸步不让，抓起桌上的茶碗，掷向敌人。并断然拒绝敌人提出“声明脱离民盟则释放”的条件。他叮嘱来探监的女儿：“对生活要有信心，将来一定比现在好，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将来是有用的。”1949年12月7日深夜，与32位难友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在成都外西十二桥侧。